今天或许是这四天里最让我反复思考的一天，以至于反复咀嚼，心里依旧很不是滋味。

技术志愿者的一天

今日的主旋律比昨日更纯粹，只有一件事：开发、完善各自的产品。作为技术志愿者，我们的任务便是帮助学员在遇到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时，快速定位卡点，引导学员向 AI 问出正确的问题；亦或是遇到他们实在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，便直接帮他们解决，避免他们和 AI 拉扯一整天。

或许是因为前几日跟学员打了不少交道，我负责的两组学员都相当积极地找我问问题，使我绕着他们转了一整天，当困扰他们已久的技术问题在我的引导之下被解决——例如：成功注册一个 GitHub 账号，在本机安装 GitHub CLI，并让 WorkBuddy 接管后续的一系列 Git 操作，直到在 Vercel 上部署。又比如，在一台腾讯云服务器上成功部署为自己应用提供聊天功能的 IM 服务——这些在我们看来基础的操作，却能让孩子激动地和我 "Give me five"，又或是兴奋得拉着我，向其他人炫耀：这让我心里感动不已，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实在是美妙。靠着一些编程知识便能让孩子收获这样的成就感，并且让他们能继续有动力打磨自己的产品，让我觉得这几日的奔波变得轻松了起来。

复盘会上的反驳

不过，在傍晚的复盘会上，我却相当坚定地说出了一番让此刻仍让我反复咀嚼的话；以至于写到此处，我已经在桌前枯坐两个小时，心里却不停翻涌着。有一位技术助教提到，他所观察的学员并不愿意主动求助，往往要通过组内的老师帮忙传达问题。而我下意识地反驳了这个判断：至少在我负责的两组里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。相反，他们从今天一开始便不停地叫我，使我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。

我说，我们不应该给学员贴上"不主动"的标签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营地里，这本身就该是我们提供的服务所需考虑的一部分；把问题归咎于学员解决不了营地真实存在的问题。我随后便又说了些自认为技术助教该做的事情……

直到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主动和这位助教在教室里搭话，只是我捕捉到了他眼底的失落，随后我又看到了他那有些耷拉着的脸。我突然有些难过，忍不住解释起刚才那番话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他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没有针对他的意思。但他只是应了几声，便扭头走了。

他也只是个孩子

我绝不能认为自己的发言是无辜的，我甚至无法告诉自己，这是否只是因为我的愧疚而擅自把他的神情与我的话联系起来。但我突然惊醒过来，他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。在这几天中，我一遍遍提醒自己，不要因为学员吵闹、分心或是不配合便否定他们；我甚至堂而皇之地在两天前的日记中，写下了"只不过对年轻人不太公平的地方是，他们的世界太小了：在成年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会对他们的生活和情绪造成显著的影响。"

可就在我试图维护这些孩子的时候，我似乎忘记了，这个坐在这个会议室里的人，也仍然是个孩子。

伪装，还是盔甲

在与友人 F 聊天时，我一直把这几天所表现出的热情称作一种"伪装"。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并不天然喜欢与陌生人寒暄，也很少本能地想要接近一个刚刚认识的人。主动询问学员做到了哪一步，记住他们各自项目的内容；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停下来看看屏幕，甚至故意开几句玩笑，让他们知道我并不介意被打扰——这些行为在开始时都需要一点刻意，至少对我来说，需要跨过一道小小的心理门槛。

但是在这一天过去之后，我又不太确定，"伪装"是不是一个准确的词。

如果我只是在他们面前表现得热情，却在他们真的来求助时感到厌烦，或许那是一种伪装。但事实恰好相反：我的确绕着他们忙了一整天，也许在一声声"牛逼""感谢老师"中，我心里确实被欣喜填满。下午跟小 R 吐槽时，我打趣说现在仿佛出现了幻听，耳边全是孩子们喊我的声音。但是我喜欢他们叫我！也许是喜欢那只突然伸过来，等着和我击掌的手。或许最初的热情是经过设计的，但由它建立起来的连接，以及通过这些连接传递给我的感动，这岂是能够作假的？

我似乎总是把本能倾向当作"真实的自己"：天生不愿主动接近别人，忠于自己所认为的理性，总是先考虑边界和平衡；而把思考利弊之后的礼貌、耐心与善意，看作覆盖在真实自我上的一层盔甲。但谁又能说，只有那盔甲里面的人才是真实的我？我明知这层盔甲并非生活所必需，穿着它很累，但我本心却依旧愿意付出精力维持着这套盔甲。甚至穿着盔甲的那个人，更接近我希望成为的那个人。

只是，在傍晚发生的事情又不停拷问着我，这让我不得不承认，我释放的善意并不是均匀的。

勇敢的不对称

后来，F 又问我，如果这番话是营地里最权威的人说的，而不是那位少年，我是否会当场反驳。

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不会。

并不是因为身份的改变而使得这番话变得"正确"，而是因为公开反驳很可能直接恶化我在这里的处境。我没有任何理由，主动给自己制造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。我会考虑关系，权衡后果，根据对方的身份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。用我聊天时的原话讲，就是"看人下菜"。

这使得上文中，我自认为的"忠于理性"，并没有那么纯粹。更准确地说，我其实并不愿意轻易地选择立场：如果我认为风险可以承受，那便会忠于自己的判断；而当判断与自身处境发生明显冲突时，我也会选择沉默、迂回，或者直接无视矛盾。我一直在仔细权衡着表达自己的代价。

我不认为这种计算本身必然可耻。人不可能在所有场合都不计后果地表达自己，维持关系也并非毫无价值。可真正令我难受的是其中的不对称：面对一个不会报复我、也没有能力改变我处境的少年，我能够如此直接地坚持原则；而当同样的问题来自一个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时，我却很可能会抿抿嘴，任由事情不了了之。

于是，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复盘会上的勇敢。其中当然有对学员的维护，有我对不应轻易给人贴标签的真实坚持；但这种勇敢也确实建立在安全之上。我可以确信自己的观点应当被提出，却不能因此确信自己提出它的方式同样无可指摘，更不能把对弱者的直接当成某种无条件忠于理性的证明。

写至此处，我已经有些乏了，但是一想到明天要继续和被我言语审判的少年相处下去，我感觉更累了。我只想好好独处几天，不见到任何人，直到这场活动结束。